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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s Sophisticated Sarcasm: An “Art of Resistance” Rooted in a Conflict-Avoidan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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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ntly, an internet phenomenon has emerged across Indonesia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uch as Instagram and TikTok: a viral song titled “My Little Bolu Ketan” (“My Little Sticky Rice Cake”). The song itself is not entirely original. Its lyrics were assembled from sarcastic comments posted in social media discussion threads targeting Indonesia’s Minister of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Bahlil Lahadalia. The melody was generated using an AI music platform, while the music video simply stitched together clips of Bahlil Lahadalia appearing in news footage. What makes the song truly “phenomenal” is that it has already evolved into a nationwide participatory meme culture — the kind of song people claim they never wanted to hear, yet somehow already know how to sing. Who exactly is Bahlil Lahadalia? Why did this bizarre viral anthem emerge? What uniquely Indonesia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lie beneath it? And more importantly: what, if anything, can a meme song actua...

【觀光】新冠肺炎疫情讓日本「觀光立國」戛然而止!台灣還要繼續依樣喊口號嗎?



台灣在觀光產業策略上,常帶有「日本」的影子。之前提過的「地方創生」是一例;而交通部觀光局於201912月提出「Tourism 2030觀光政策白皮書」,將「觀光立國」做為政策目標,亦是近期最顯著的例子。當然,台灣與日本所面臨社會變遷、以及外部環境的改變十分相似,讓我們很自然而然地會以日本做為最佳的模仿案例。但「骨子裡」的差異,才會是最後成敗的關鍵。

日本政府在戰後奠定觀光基礎建設,業者順勢促發強大的國旅需求

時空先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儘管此時的日本一切都百廢待舉,但也是開始一段和平安穩的時期。戰後嬰兒潮代表的是大量的人口紅利,同時成就國家富強進步與消費力的基礎。而日本政府藉由政策介入,規劃大型盛會及相關的公共建設,以創造經濟利益與就業機會,並刺激民間投資與消費。例如:1964年的東京奧運、為了東京奧運所建設的新幹線、以及1970年的大阪萬國博覽會,都是日本政府在這時期的政績。

而在經歷高速經濟成長的背後,日本民眾開始產生更多的「需求」,除彰顯消費能力外,更是要填補經濟生活背後的心靈空虛。於是,有日本企業看到商機,在1970年推動「Discover Japan」的商業活動,吸引日本國民進一步探索日本各地的文化風情,大幅促進日本國民的「國旅」活動。單以「大阪萬博」為例,吸引超過6,400萬人次入園參觀,這數量大約是當時半數的日本國民。

由於日本政府(不論是中央或是地方)在基礎建設上打下基礎,而日本企業也看準商機,進而借力使力,培養出日本國民龐大的「國旅」需求。至今,當我們以外國人的身分造訪日本時,依然看得到許多日本國民(上班族、長者、學生)以自由行或團體的身分,出現在各大景點。

隨著日本國內的社會變遷、以及外部環境或國際局勢的改變,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調整

由於日本在2005年時,65歲以上高齡人口已超越20%,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的時代。展望未來,除了高齡人口持續增加,少子化的趨勢也讓就業人口逐漸減少,而人口負成長的現象將越趨明顯。想當然,日本國內旅遊的需求也開始逐漸降低。而恰巧不巧,日本經濟自1990年代起,至今已經歷30年的「失落」,長期的經濟低度成長,讓日本經濟與社會陷入「一攤死水」的窘境。

而在此時的外部環境,日本面對鄰近國家(尤其是日本與韓國)經濟快速成長,鄰近國家的中產階級大幅增加,消費能力提升帶起旅遊需求。另外,自2007年起,首架廉價航空班機飛抵日本,廉價航空的興起,大幅降低東亞及東南亞各國消費者跨境旅遊的成本。

面對內外交雜的環境,日本政府心想,既然各行各業沒辦法有大幅度的成長,不如就順著國內與國外的環境變遷,做做外國人的生意。於是,日本政府於200711日實施「觀光立國基本法」;在200912月,鳩山內閣成立觀光立國推動總部,重點放在以中國為首的東亞市場,拓展外國旅客訪日旅行。




日本政府透過「觀光立國」相關政策的推動,在近年的各項觀光產業「數據」表現亮眼。例如:在2009年時,外籍客造訪日本人次為679萬,同時期日本國民出境人次則為1,545萬;2015年時,外籍旅客造訪日本人次已激增至近2,000萬,並且超越日本國民出國的人次(1,621)2019年的外籍旅客人次則是抵達3,188萬的高峰,並且目標在2020(東京奧運年)能突破4,000萬人次。但由於20192018年的年增率已經趨緩(落入個位數成長),想要在2020年恢復雙位數的高速增長(25%)是頗有難度;而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則是即刻終止這個目標。


資料來源:日本觀光廳

日本國民對觀光資源與基礎建設有信心,政府更有自信開外掛迎來外籍客

日本在推動「觀光立國」的過程裡,突飛猛進的數據所突顯的是日本政府(不論是中央或地方)與民間對於日本自身觀光資源的自信。日本政府甚至還發現過去長期推動國旅的過程中,許多軟硬體基礎建設不符合外籍人士觀光的需求和不足之處,例如:大眾運輸系統的外語標示、供給不足外語導遊/領隊/遊覽車/旅館等等諸多細節。展現出一種國人已經滿意、但要繼續開外掛、讓外國人也能滿意的概念。

然而,在過去幾年裡,日本與中國及韓國間,常在政治或經濟上出現紛爭,時不時地衝擊觀光產業;而過度強調「東亞市場」,也就是過度依賴停留時間短的周邊國家遊客(中韓台港遊客占訪日外籍遊客七成),使得消費金額相對較低,對於觀光產業的貢獻也會達到瓶頸。再加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強力衝擊,更突顯出日本觀光產業的脆弱。為此,日本國內已出現重新檢討「觀光立國」政策方向的聲音。

我們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裡,看到與「日本觀光立國」很相似的故事

台灣自2008年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後,迎來將近10年的觀光產業擴張。而交通部觀光局也同時推動各式政策方案,以拉攏外國旅客來台觀光。期望將台灣帶往「觀光大國」的航道上,並且在「Tourism 2030 觀光政策白皮書」中提及「觀光立國」的目標,設定在2030年時,外籍客造訪台灣的人次能突破3千萬。



台灣的觀光產業曾在偉大的航道上奔馳

2008年時,外籍客來台人次僅385萬,直到2014年,每年的年增率皆以兩位數成長;而台灣的觀光外匯收入也從2008年的59.36億美元,成長至2014146.15億美元的歷史高點;應運陸客環台跑透透而生的旅宿業、旅行業、零售業、餐飲業、遊覽車業更出現蓬勃擴張的景氣。

2015年之前,外籍客來台人次的主要成長動能來自於陸客(包含團客與自由行)。但自2016年起,兩岸關係一直處於「不和睦」的狀態,陸客來台人次出現大幅度的衰退,為了弭補「陸客缺口」,政府推出「觀光新南向政策」,期望穩固日、韓、港澳等既有客源,更進一步拉攏東南亞旅客,以期維持觀光產業的生計。

儘管從2015年至2019年,每年度的外籍客來台人次皆能有微幅成長,看似以既有的東北亞和新開發的東南亞客源已弭補「陸客缺口」,但2015(143.88億美元)2017(123.15億美元)的觀光外匯卻呈現連續三年負成長的狀態。直到2018年,陸客衰退趨緩、東南亞客源成長顯著,觀光外匯收入(137.05億美元)的年成長率才由負轉正。

從上述的這些數字中,我們會看到台灣與日本都有著相似的問題,持續追求「數據」的成長。當過度依賴周邊國家市場,雖能很快地導入客源,一旦兩國政治或經濟氣氛變得不太融洽,「造訪人次」的數據立刻就變得不好看;而周邊國家旅客有著停留時間較短的特質,也隱含著消費力道相對較弱的現象。所以,「觀光」不僅僅是經濟或產業的算術問題,也會受到政治的影響,而政治也會隨時戳破產業供需的泡沫。當我們由日本和自身的案例,看透現在觀光產業的宿命,我們至少應該跳脫宿命的框架,反求諸己尋找另外的答案和出路。

骨子裡的差異會讓台灣觀光產業的未來出現嚴重的停滯與瓶頸

台灣在觀光產業發展的軌跡上,「骨子裡」跟日本有著顯著的差異,這會讓台灣觀光產業的未來出現嚴重的停滯與瓶頸。簡單來說,國人對於「國旅」的需求、偏好、甚至是滿意程度,絕對不若日本國民那般的自信。當台灣自2008年起迎來將近10年的觀光產業擴張期,國人出境旅遊的人次也是同步擴張,從2008年的847萬人次逐年擴增至2019年的1,710萬人次,並且近4年的國人出境人次是外籍客造訪台灣人次的1.5倍以上,於2019年時,甚至達到2.2倍。

會造成如此懸殊的狀況,同樣是廉價航空和Airbnb共享經濟模式興起,讓出國旅遊成本大幅降低,形成一股龐大的拉力;而國人對於國內旅遊品質的抱怨,更成為一股強大的推力。我們可以不定期地從媒體上看到類似的討論:夜市長得都一樣、哪個風景區的攤販店家不老實、國內住宿費和交通太貴、國旅一趟的成本不如出國玩比較盡興。由於國人對於國旅消費品質和價值的信賴度極低,不難想像在過去幾年裡,交通部觀光局多次推出春遊、暖冬、冬遊等等的國旅補貼政策,替觀光產業帶來的效益是非常有限!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面對後疫情時代,我們更該拋棄既往的框架與口號,重新認識自己、重新佈署

台灣與日本同樣面對著人口老化、人口紅利不再、經濟成長緩步的社會變遷課題;也同樣面對著周邊國家經濟蓬勃發展、旅遊需求提升、以及跨境旅遊成本降低的外部趨勢。但我們在高喊著「觀光立國」、期許成為「觀光大國」的同時,是否能先解決「為什麼國人對於國內旅遊的品質和信心是如此低落?」的問題。

長期以來,政府推動的各個觀光相關政策中,我們可以看到盡是相似的字眼:「拓源(拓展市場)」、「提振國旅」、「永續/智慧/體驗觀光」、「產業轉型」等等。說著拓展市場、振興國旅,但我們依然維持著大幅度的觀光外匯逆差;高喊著永續、智慧、體驗,但我們依舊看不到任何的產業轉型或政策法規改變。諸多的口號和「以不變應萬變」,讓自家人都不滿意,我們如何能自信地讓外國人能滿意!

由於新冠疫情的蔓延,全球的跨境流動戛然而止!不僅是日本或台灣,世界各國皆面對著「外籍客入境」趨近於零的狀態。但幸運的是,國內疫情控制得當,國內得以開始解禁、解封許多活動。當國人哪兒都去不了、只能待在國內遊玩、政府也趁勢大推國旅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趁此時大興土木、改善體質,提升國旅的品質和價值。為的不只是企圖把國人留在國內,也為了跨國流動再度恢復時,國人仍能滿意地留在台灣,並且能自信滿滿地向全球旅客招手、尋求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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