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在11月上檔了一部由Netflix投資的印尼原創影集「香菸女孩」(Gadis Kretek)，依據同名小說所改編，原著是由印尼作家Ratih Kumala所著，於2015年出版，並且在亞馬遜書店中查到至少有英文與德文譯本。
「香菸女孩」：鑲嵌在印尼九三〇事件中的愛情故事
故事的原型，來自於作家Ratih Kumala家中的丁香菸事業。所謂的丁香菸是用菸草加入丁香油調味的菸品。故事中的Kota M (M城市)也是投射出作家家中經營菸草事業的所在地，中爪哇的馬格朗(Magelang)。故事發生的時間則是在1965年前後，一個二戰後冷戰、全球都在搞反共的敏感時期。而1965年的9月30日，印尼發生軍事政變，印尼史稱九三〇事件(Gerakan 30 September，簡稱G-30-S或Gestok)。該事件即由親西方、反共的軍事將領蘇哈托所平定，隨後即展開反共大屠殺。
「香菸女孩」的劇情，雖然講述著當時丁香菸產業的興盛，但串在商戰和反共屠殺的架構中，劇中小情小愛的浪漫故事，似乎還想要傳達更深刻的訊息。(以下有些許劇透)
商戰中的政治象徵：丁香菸的品牌投射出二戰後的政治氣氛「獨立」、「宣言」、「共產黨」
女主角是菸草商的千金，他們家的丁香菸是當時銷量最佳，品牌名稱叫做「獨立牌」(Merdeka、英文：Independence)；敵對品牌則叫做「宣言牌」(Proklamasi、英文：Proclamation)。女主角家中沒有男孩，所以，女主角從小在香菸的氛圍下成長，她立志成為香菸的調香師，而劇名Gadis Kretek就是由她調配出來，一款讓男主角傾心、敵對企業忌妒的產品。另外，劇中還有一款丁香菸品，品牌名為「紅牌」(Merah、英文：Red)，在與共產黨企圖拉人結社時出現。
男主角則是家世不明的孤兒，受過荷蘭人教育，並且在荷蘭殖民末期、印尼獨立初期，協助荷蘭人與當地民族(也就是爪哇人)喬事。為了生存，男主角就在荷蘭人與爪哇人之間，夾縫求生。在男主角與女主角相遇的1960年代，距離印尼宣布獨立(1945年)、荷蘭人正式承認印尼獨立(1949年)已經將近20年，男主角的身分仍會被視為「叛徒」。然而，身分低下的男主角和丁香菸企業千金相互愛上。
商戰演變成政治鬥爭：誰是共產黨？誰該被抓走？是誰說了算？
來到了1965年的9月30日，印尼軍方政變、政變隨後即被擺平、隨之而來的就是共產黨清洗(大屠殺)。誰是共產黨？誰該被抓走？是誰說了算？就像台灣經歷過的228事件、白色恐怖的時期，只要被密報舉發、被列在清單上的名字，全都要帶走。女主角爸爸的名字在清單上、女主角的名字在清單上。但他們是共產黨嗎？不是。那又是誰密報舉發？是「宣言牌」丁香菸的老闆。原本的商戰、延伸為政治的鬥爭。
男主角陰錯陽差，被「宣言牌」丁香菸的老闆收留，老闆對男主角說：「你只要幫助我的事業、做出跟Gadis Kretek一樣好的產品，我就想辦法幫你把女主角就出來。」也許因為習慣於夾縫求生，當男主角面對大時代的巨輪時，做出了自以為對女主角最好的選擇。於是男主角幫了老闆、甚至取得女主角的Gadis Kretek配方，為老闆的事業取得更大的成功，甚至進軍雅加達。儘管男主角後來還是發現，老闆的承諾都是謊言，但男主角娶了老闆的女兒，接手了老闆的事業。只是，在男主角罹癌、不久人世時，開始心心念念地想找到女主角，給她補償與道歉。
男主角期望補償和道歉；女主角期望自我內在生命能和解
整齣劇，是現代與1960年代頻繁切換。在現代，是由男女主角的下一代子女擔任說書人，講述男主角和女主角在1960年代寫下的日記。他們面對自己的父母，會有著這麼深厚的感情牽連，感到矛盾、卻也無法責怪。畢竟他們沒有經歷過1960年那個會為生命帶來創傷的年代。但男主角(女主角已逝)只想用盡生命最後的氣力，對女主角說聲抱歉、並且盡可能地給予補償。
所謂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劇終女主角在日記裡的獨白是這樣寫著：
我們都有最低谷的時候
人們稱之為傷口
我稱之為教訓
它們也是我人生的經歷
我問心無愧
也許只有當我們能夠接受這一切
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的時候
我們才能向前看
因為我相信
在我前方
還有更好的事情
在等著我
劇情中的角色，投射出現實世界中的加害者
在看第一集的時候，會覺得這齣劇像是印尼版的「茶金」，是一齣讓人感到無奈的愛情故事、鑲嵌在商戰中，再佐以些許大時代的故事。但看到第三至第五集時(全劇共五集)，我確定這齣劇想要傳遞更多關於九三〇事件「轉型正義」的議題。
直接加害者是「宣言牌」丁香菸的老闆、也是男主角後來的岳父(也許是當時軍政府領導人的投射)，為了一己私利，把無辜的人打成共產黨、致人於死。間接加害者則是男主角，自以為為了女主角做出最佳的選擇，但在女主角的眼中，盡是背叛(但女主角還是愛他，真是怪哉)。而直接受害者則是女主角和她的爸爸；女主角幸免於難，但她的「被列為共產黨」的背景，讓她、她的母親、和她妹妹的生活陷入困頓；而女主角的爸爸在被抓走那一刻就已經掛點了。
劇情鋪陳補償與大和解，但現實中的轉型正義卻未曾出現
當下距離1965年已經逾50年，不管當時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加害者或受害者，要不已離世、就是風中殘燭。劇中的男主角希望在死前能夠道歉、給予補償；女主角在最後的獨白，希望能正視並且接受這一切成為生命的一部分，繼續往前走。這樣看是鄉愿的圓滿結局，在真實的世界中，並未出現。
1998年後，印尼擺脫蘇哈托獨裁政權，曾招開過兩次「真相與和解委員會」，2015年，半官方組織「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舉辦「九三〇事件」的民間研討會，轉型正義看似展開，但卻都未觸及真相的核心。2016年7月20日，位於荷蘭海牙的非政府機構「國際人民法庭」作出判決，印尼政府在1965年犯下大屠殺等反人類罪行，並建議印尼政府向受害者道歉，懲罰作惡者，賠償倖存者。但是，此判決沒有法律約束力。該判決發布後隔日，印尼政府即表示拒絕接受和執行。
印尼的友人曾經跟我說過，爪哇人是很詭秘的(secretive)，儘管受到再多的苦，當你問他好不好時，他永遠會回答：「好」或「很好」，苦難永遠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別製造麻煩、增加困擾！反映在無法被討論的九三〇事件上，似乎也只是恰好解釋本劇需要用別種方式，來傳遞對轉型正義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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