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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s Sophisticated Sarcasm: An “Art of Resistance” Rooted in a Conflict-Avoidan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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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ntly, an internet phenomenon has emerged across Indonesia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uch as Instagram and TikTok: a viral song titled “My Little Bolu Ketan” (“My Little Sticky Rice Cake”). The song itself is not entirely original. Its lyrics were assembled from sarcastic comments posted in social media discussion threads targeting Indonesia’s Minister of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Bahlil Lahadalia. The melody was generated using an AI music platform, while the music video simply stitched together clips of Bahlil Lahadalia appearing in news footage. What makes the song truly “phenomenal” is that it has already evolved into a nationwide participatory meme culture — the kind of song people claim they never wanted to hear, yet somehow already know how to sing. Who exactly is Bahlil Lahadalia? Why did this bizarre viral anthem emerge? What uniquely Indonesia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lie beneath it? And more importantly: what, if anything, can a meme song actua...

【日惹隨筆】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到張愛玲不曾造訪印尼-幻想著

 

【日惹隨筆】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到張愛玲不曾造訪印尼

最近,從早晨七、八點至中午前,總會聽到單螺旋槳飛機在我們這帶的農村上空飛行,有時候稍微飛得低空些、有時候又稍微飛得高空些。聽那螺旋槳引擎的聲響,感覺都是單獨一架飛機飛過,而不是數架飛機一起飛。假如有看過二戰的電影,絕對會對那種螺旋槳引擎聲感到熟悉。特殊的單螺旋槳戰機的引擎聲、伴著鄉間靜甯的環境,彷彿是回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讓我不禁回想起,我為什麼會這在裡。

說起來有點後見之明,但我也可以用很具信仰地歸因:冥冥中註定。在來到日惹前,儘管我知道印尼這個國家,除了峇里島之外,還有數千島嶼,但我卻只造訪過峇里島。只不過造訪峇里島的次數,算是多到假如峇里島省政府發行常客認同卡、我應該是可以拿到金卡以上的等級。每一次換工作的空檔、又或者每一次的長假期,安排個峇里島逃避之旅,肯定是不可缺的行程規劃。

當初,對於峇里島的偏愛,是起源於文化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的一篇短篇論文「鬥雞」。這個公雞要怎麼鬥,我是沒那麼在意,但從論文中,我發現了峇里島人那股表面上事不干己的冷漠態度,與我想要從亂世裡逃脫的念頭,是多麼的契合。

假如你是住在峇里島的鄉下,每天在稻田或森林步道裡散步,與你擦身而過的村民,表面上是看都不看你一眼,但實際上是已經記住了你這個人。當然,在你還沒跟這個村民有過生命上的實質交會,你只會感受到他們一點都不甩你這個外國人。說我是逃避紅塵也好、說我是I型人也罷,一個人旅行就是想要有一個人孤單、安靜的樣子,與人社交、就免了,回應在地人的好奇心、也免了。而我對於峇里島人的人情世故體驗,會有這麼人類學論文式的體驗,都是因為一直不小心、不經意、又或者是命中注定地造訪位於烏布某個角落的一家服飾店和小餐廳。

幾乎每一次的峇里島之行,總會因為流汗過多,T-Shirt或衣服不夠穿,只好找一家街邊的服飾店(當然是遠離鬧區的街邊服飾店,價格比較便宜)隨意買幾件便宜的T-Shirt或襯衫頂著穿。沒想到,這麼多年來,總是走進同一家店。店阿姨、最後都變成店阿嬤。剛開始,我都只是無意識地走進這家店,挑了便宜貨,然後付錢閃人。但最後一次,店阿嬤說:「我記得你。」

同樣的情景,也發生在某一家小餐廳。在旅行途中,我只要覺得東西好吃,我通常會數度造訪同一家店,甚至是坐在同一個位置、點類似的餐點和飲料。最後一次在烏布,我再度無意識地走進同一家餐廳,只是我慣常坐的位置已經有客人。服務生小姐姐也對我說:「我記得你。每次都坐那一桌,但很抱歉,今天有人坐在那裏了!」他們都記得我,但實際上,這麼多的觀光人流、和這麼長的時間跨距下,他們都不應該記得我。所以,這讓我深信著,我每次走在烏布Kajeng Rice Field稻田邊遇到的賣椰子阿嬤,早就記得我這個人的存在。哪種物理上疏離、卻精神哲學上連結的模式,實在是讓我感到通體舒暢。只是讓我感到舒暢的重點是在於那物理上的疏離;精神哲學上的連結,你不講、我也感覺不出來。

然而,我最後選擇了在爪哇島上落腳。直到落腳之後,才知道一位對我碩士論文影響很深的社會學家Benedict Anderson也曾落腳過爪哇島,只是他主要是長居東爪哇的Batu、並且在那裡去世,偶爾也來過日惹走跳。在獨裁總統蘇哈托的任期間,他曾被印尼政府驅逐出境。但越是禁忌和放逐、越是加強他對於印尼的迷戀。他寫過的書,大概只對我的碩士論文有用處,對我在爪哇島上社交生存技能的貢獻,就聊勝於無了。

爪哇人是另一群不同風格的神祕物種。他們喜歡你,你感覺不出甚麼特別的,情緒很含混且溫和;他們討厭你,你也感覺不出甚麼特別的,依然有辦法跟你胡亂抬槓。這種人際之間的互動,像是有點距離、但又沒有甚麼距離,你覺得別人對你沒甚麼想法、但其實早已對你有了評價。這就像是基督新教的預選論,你可以是上帝的chosen one、但在你沒死之前、你都不會知道自己是否被選上的那種焦慮感。到底是喜歡我、還是不喜歡我?挑個有偶數或奇數花瓣的花來做預測,都比自己空想揣測還來得準確。所以,對於不愛社交的I人來說,實在是種很大的情緒負擔。

最近,我在網路上把郁達夫的短篇小說找出來讀讀。他是我在大學時期修中國近代文學時,最喜歡的文學家之一。以前對他的生平沒甚麼興趣,但現在AI助手很有效率,下個指令就能知道他的祖宗八代。有一點不太驚訝地知道,在對日戰爭爆發後,郁達夫避居新加坡,而在稍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新加坡淪陷後,再次避居到蘇門答臘島(西蘇門答臘島的Payakumbuh)。史學家隱晦地說,郁達夫會離開中國,除了想避開戰亂、避開政治上的壓力,還有避開失敗的婚姻。於是在他印尼蘇門答臘島上隱居,娶了一名印尼華人,展開新生活。只是他的「抗日」名聲,導致他最後還是死在日本人的手裡、不明不白地。

所以,我到底在這裡幹嘛?我確定我沒有「春風沉醉的夜晚」裡,神經衰弱且對未來感到茫然、或者對社會冷漠感到悲憤。也沒有「想像的共同體」裡,甚麼連結、甚麼符號,或者越是放逐、越是連結的情愫。更沒有想要跟誰有著精神哲學上的連結。但我確實幻想著看到日惹北邊的默拉皮火山突然噴發、某一天的單螺旋槳飛機低空飛掠後就聽到一聲爆炸聲響;想看看一座城市傾圮時,到底會成就些甚麼?嗯,那是張愛玲,他沒來過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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