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惹隨筆】印尼紀錄片Eksil。他們是印尼流亡學生，也曾是PKI共產黨員

 

這部紀錄片，可以算是我接續Netflix影集香菸女孩(Gadis Kretek)之後，進一步瞭解印尼在1965年、及其後所發生的事。關鍵字圍繞著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 PKI)，當然，當初印尼排華的起始點，也由此開始。

1965年930事件後，印尼流亡學生的口述史

Eksil是以口述歷史的方式，陳述1965年930事件後，印尼流亡學生的現況與回顧。

印尼共產黨PKI，早在印尼獨立(1945年)前、大約是1920年初期就成立，同樣參與印尼獨立運動。1945年印尼獨立後，PKI開始成長茁壯，在1950年代末期成為印尼第四大政黨。

在印尼首任總統Soekarno蘇卡諾期間，約在1950年代末(我沒記錯的話是1958年)，PKI 綁架了6位(or 7位)的政府軍官，惹毛了政府。Soekarno隨後就任命Suharto蘇哈托為軍方第一把，應該算是國防部長或總司令。

再隨後，Suharto成為印尼第2任總統，1965年則開啟黑歷史，共產黨清洗。這清洗不只是牽涉到整個印尼領土內的共產黨員，也包含華人，我們印象中印尼排華的起始，也是來自於這段歷史。

PKI黨員身分，喪失國籍、身分，也被長期監控

紀錄片中的主人翁，在1950年代後期，都曾加入過共產黨。在共產黨挾持軍方將領前，他們受到政府獎勵，前往蘇聯、中國、捷克...，等等前共產國家留學。1965年，他們也都才20幾歲，大多隻身出國留學，也原以為沒隔幾年，就會學成歸國。但Suharto的共產黨清洗(Suharto所謂的New Order，以對比Soekarno的Old Order)，讓他們在留學期間兩面不是人。(New Order/ Old Order有種Star Wars的感覺)

像是蘇聯政府要求他們發表聲明，譴責印尼政府清洗共產黨的舉動。有些人順從、有些人不順從。但對於當時的印尼政府而言，他們就是共產黨員、共產黨的一部份，因此，取消了他們的印尼護照，從此成為無國籍的人。

而像是蘇聯或其它前共產國家的政府，則仍視他們為印尼人、反共的代表，因此，這些主人翁們不僅是喪失了國籍，也在留學的國家，被該國政府視為必須長期監控的對象。而他們在印尼的親戚也因他們加入共產黨的身分而遭殃。所以，從1965年後，有30多年的時間，因為所謂的New Order，他們必須跟家鄉(印尼)斷開所有聯繫。斷開聯繫的形式可以是主人翁們擔心牽累家人，自己主動斷了聯繫；也可能是在印尼的家人要求別再連絡。

直到1998年，Suharto下台後，他們才敢跟家鄉、在印尼的家人恢復聯絡。他們沒有做錯任何事，唯一的錯誤，大概就是他們加入了PKI。然而在1998年的民運提出Reformasi (也就是改革之意)後，Suharto獨裁政府垮台，印尼恢復民主的政治體制，但這群流亡學生的命運並未好轉。

印尼第四任總統曾提出停止PKI黨員的限制，但保守派民意抵制

曾任印尼第四任總統的Abdurrahman Wahid，提出要停止對PKI或共產黨員的限制，他所持的理由是：監控PKI或共產黨員的行為，並非是憲法所賦予政府的權力。但卻有保守的民意認為這樣是放任共產黨在印尼的發展。導致了政府對於這項訴求，沒有任何後續的發展。

與此同時，流亡在蘇聯、捷克、中國等等的流亡學生，已經過了30、40年的流亡生活。他們早已輾轉在荷蘭、德國、瑞典定居，甚至在後蘇哈托時代無望得到平反、並且重獲印尼護照的狀況下，決定拿到荷蘭、德國、瑞典等國的公民權和護照。

他們在蘇哈托垮台後的第一次回家，是拿著他國護照返國。但此時的印尼，對於共產黨的敏感度仍然很高，在歷史教育裡，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仍深植民間。因此，他們的回鄉之路，有點像是旅客的外人，卻想要為他們流亡期間所缺失的一部份，找到答案。例如：父母、親戚被屠殺後的埋葬地。

但他們被嚴厲地拒絕，甚至有任何外國學者想要接觸相關的史料或檔案，都必須提出申請並獲得許可。因此，這段黑歷史，不僅外人無法輕易接觸，這群流亡學生也很難得到真正的答案。

政府教育體制在30多年裡建構一套反共產黨的集體記憶，至今仍讓社會噤聲

這部紀錄片的最後，所有的主人翁都說：他們不恨這個國家、他們源於此，他們仍然是印度尼西亞人。他們也不恨共產黨，因為他們加入共產黨是他們的權利、他們有權選擇想要相信的理念。但他們恨蘇哈托所做的一切。

導演想要強調的幾個命題：印尼的政府至今仍無法正視1965年及其後30年所發生的事。整個印尼社會，在這30多年裡，政府透過教育體制建構這段關於共產黨的集體記憶，導致現今整個社會也不願意面對這段黑歷史。政府與民間一片沉默、或者是噤聲。

但紀錄片中、以及紀錄片外被這段黑歷史所波及的印尼人(包括印尼華人)有錯嗎？回到印尼的獨立宣言(憲法)，他們應該享有的權利，卻被剝奪。至今，政府仍無法給出任何交代。

根據紀錄片裡的資訊，當時的印尼流亡學生有數百人，但出現在鏡頭前的主人翁，僅有寥寥幾人。所以，我們不知道其他的流亡學生的遭遇，到底有多少人挺過1965年後的那幾年。

回頭想一想台灣的轉型正義，已經不簡單。每年除了有個快樂的國定假日、政客們搶著在這個假期曝光、叨唸幾句；每兩年一次的選舉、地方選舉和總統及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輪替上陣，不斷翻炒屬於我們的黑歷史與集體記憶。我們時時刻刻都被提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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