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帶月光下的「不可能位置」
在印尼日惹(Yogyakarta)居住的這兩年裡，我最習慣的日常景觀，往往交織著熱帶特有的潮濕氣息與清晨時分蔓延的垃圾焚燒的煙霧。
去年的中秋夜，我坐在同鄉 Pranoto 開設的餐館前，看著他一邊翻動著爐火上的沙嗲串，一邊細心地向印尼妻子 Siti 確認那幾枚特地訂購、包裹著「蓮子」、「豆沙」與「鹹蛋黃」的月餅。身旁的桌上，還擺著妻子為他準備的爪哇傳統料理Gudeg。這個畫面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溫馨、和諧的跨文化融合敘事，但在現場的我，卻沒來由地感受到一種極其深沉的主體錯位。
在這個大眾高歌全球化移動與跨國尋路流動的時代，我在日惹的日常觀察卻不斷向我揭示一個更為複雜、隱蔽的真相：一個台灣人在印尼的生存狀態，正處於文化研究中所定義的「不可能的主體位置」(impossible subject
position)。這種身分困境絕非個體的適應不良或偶然的個人遭遇，而是由宏觀的歷史清洗、地緣政治角力與資本流動共同製造出來的結構性夾縫。
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痕跡，無論是難以歸類的語言標籤、斷裂粉碎的文化景觀、商品狂歡背後的主體隱形，還是個體肉身對歷史創傷的頑固記憶，都在不斷拉扯旅居者的主體性。當我重新審視這兩年來的「日惹隨筆」，我試圖用一點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的理論鏡頭，為這些日常的刺痛與迷失命名，指認出那些隱藏在溫情生活背後的結構性重力。
標籤的政治：被命名，還是被定義？
在日惹的生活中，我最常遭遇的困惑往往來自於語言的分類。有時候，在地的印尼朋友會帶著一種不經意的、甚至帶點日常調侃的語氣對我說：「你是來自中國(China)。」對我而言，這不見得構成政治上的冒犯，卻每次都讓我陷入語意指涉的迷宮。
在印尼語的歷史演變裡，關於族群與地緣政治的命名呈現出一張極其敏感且多變的論述網絡。這讓我想到了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關於論述與權力(Discourse and Power)的經典論述。傅柯主張：
論述從來就不只是純粹的語言符號，而是權力運作與社會治理的體制空間。體制透過對事物的命名、分類、排斥與界定，在微觀層面上形塑了主體的知識與身分，從而實施社會控制。
當我試圖去釐清印尼語境中那些紛雜的稱呼時，我發現每一個詞彙背後都沉澱著沉重的歷史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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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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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論述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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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a/ Orang C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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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殖民時期的隔離遺留；1965 年排華事件後，蘇哈托「新秩序」政權將其轉化為官方強加的唯一稱呼，帶有強烈的歧視、貶抑與政治排斥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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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ghoa/
Tiong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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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閩南話發音(中華/中國)。民主化改革(Reformasi)後，民間與官方逐漸恢復使用此詞，用以修補歷史創傷，恢復華裔社群的文化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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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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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年輕世代的混血日常代稱(Cina-Indonesia)，帶有當代都市大眾文化的流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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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Chinese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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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官僚體制與地緣政治妥協下的技術性符號。在印尼最大報「Kompas」的報導中，依新聞類別(體育或政經)在
"Taiwan" 與 "Chinese Taipei" 之間靈活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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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作為一個台灣人置身於日惹時，這套歷史結構對我實施了一場令人混淆且著迷的「論述合圍」。我在加查馬達大學(UGM)的註冊系統裡看到自己的國籍欄位被添註了"province of
China"；在結業式的投影片上，我變成了 "Chinese
Taipei"；司儀小姐姐在台上介紹我來自"Taiwan"，但證書上寫著"Taiwanese"。當我看到這些詞彙在名詞與形容詞之間暖昧地滑移時，讓我進一步看到一個我原本沒有明確意識到的深層問題：作為一個台灣旅居者，我在印尼並非在建立自我認同，而是被迫去接收一個我從未參與建構、充滿歷史殖民與強權妥協痕跡的分類系統。
我原有的主體性在地緣政治的風向中被隨意、謹慎地切割或拼貼。外部強加的語言標籤，在這裡成為了一座無形的身分牢籠，將個體牢牢禁錮在歷史的餘燼之中。
斷裂的根：當文化傳承變成空洞的形式
每逢農曆新年，日惹的唐人街(Ketandan)總會拉起一整片張燈結彩的節慶景觀。2025年農曆新年期間的某個傍晚，我與在地朋友認真地走了一趟這個從農曆初九延續到元宵節的藝術文化活動。
然而，置身於喧鬧的鑼鼓聲中，我看到的卻是一種奇特且空洞的文化擬態。街頭上演著香港老電影裡流傳下來的西遊記人物 Cosplay；喇叭裡播放著劉德華「恭喜你發財」的賀年歌曲，甚至蹭上台灣偶像劇「流星花園」的主題曲「情非得已」。這副景觀讓我想起了社會學家保羅·康納頓(Paul Connerton)在「社會如何記憶」中提出的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概念。康納頓強調：
社會記憶的存續與傳承，高度仰賴「身體實踐」(bodily practices)與「儀式表演」(commemorative
ceremonies)的互為表裡。當國家暴力強行斬斷了社群的語言實踐與文字脈絡，縱使儀式的外殼在多年後被允許重現，其深層的文化認知框架也已發生不可逆的物理性斷裂。
在印尼這片土地上，30 歲以下的年輕華人(Cindo)在歷經蘇哈托時代數十年嚴酷的文化清洗與同化政策後，已經徹底失去了閱讀漢字與操持華語的能力。唐人街上那尊極具氣勢的關公像，對他們而言，更像是一個缺乏文本支撐的視覺圖騰。當我的在地朋友走馬看花時，我赫然發現，自己這個外來者，竟然成為現場唯一能夠向他們解釋門聯意義、神像來歷、拜拜方式、以及擲筊求籤作法的人。
這種文化的「在場」，反而向我顯露出更為幽邃的困惑、矛盾與諷刺。在這裡，華人文化根本不完整存在，它只是一場由歷史創傷與當代消費主義共同搭建起來的熱鬧幻影。
隱形的結構：不是被誤解，而是不存在
在日惹的高檔購物中心 Pakuwon Mall 裡，源自台灣的手搖飲品牌「幸福堂」常常排著人龍，招牌上高調且醒目地印著「Taiwan No. 1」的文案。在各大街小巷的 Warung (小餐廳)與咖啡店裡，高價的「teh susu boba」(珍珠奶茶)已被普遍視為中產階級的奢侈消費符號。然而，當我隨口詢問身邊所有的日惹在地人：「你們知道 Boba 來自台灣嗎？」得到的答案卻是一片茫然。他們甚至不知道台灣在地圖上的具體位置，對他們而言，華碩(Asus)、宏碁(Acer)是去國族化的科技代名詞，而台積電(TSMC)的晶片製造神話，也僅僅被理解為美國 AI 與輝達(Nvidia)議題的延伸。
這幅「符號過盛，主體缺席」的怪異景象，讓我想起了人類學家阿爾君·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在「消散的現代性」中提出的全球文化流動(global cultural
flows)框架。阿帕杜萊指出，全球化並非文化的均質化，而是一場高度不對稱的流動——哪些符號得以跨境傳播、哪些主體在流動中被抹去，從來都不是市場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地緣政治與資本結構預先決定的。
台灣在印尼所遭遇的困境，恰恰是這種結構性不對稱的具體呈現。珍珠奶茶、ASUS、TSMC的晶片可以跨境流動，但「台灣人」作為一個有歷史、有主體性的文化身分，卻在地緣政治的篩選機制下，被系統性地從印尼的認知地圖上抹除。在印尼社會的集體想像裡，只有「大國中國(Tiongkok)」與「在地華裔(Tionghoa/Cindo)」兩個合法座標，台灣作為獨特的歷史主體，幾乎是一片空白。這與我們在文化研究中經常討論的「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文化挪用的成立，前提是對方的文化必須具備足夠強烈、清晰且可被辨識的主體能見度，主流階級才得以去掠奪、剝削其符號。然而，台灣在印尼連被挪用、被歧視的資格都不成立。這種結構性的隱形，比單純的文化誤解更難以處理，因為你根本無法去澄清一個在對方認知架構中「根本不存在」的概念。這進一步迫使跨國資本與旅居個體走向一種實用主義的自我「簡化」，也就是為了避免繁瑣的政治解釋與經商風險，我們選擇主動淡化、甚至隱匿台灣的身分，任由文化與符號在全球流動中被他人挪用。讓我們在賺取經濟利益、或者尋求其他目標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體制性地加劇自身的隱形，一種安靜的、不留血跡的自我消除。
個人如何承載結構：記憶的頑固性
然而，上述所有宏觀的地緣政治結構、歷史集體創傷與結構性隱形，最終絕非僅僅停留在學術研討會的抽象辯證中，而是會像鉛塊一般，沉重、具體且無情地降落在一個個活生生個體的感官與日常生活之中。
這讓我想起在日惹鄉間落地生根的 Pranoto。他為了逃離台灣本土那段具有悲劇性的家庭創傷，主動選擇了出走異鄉，並在緊鄰爪哇人集體墓園的對面，用理性條列出留在印尼村落的種種益處：更大的生活空間、更輕的孩子學習壓力、實現童年釣魚的夢想。
這段試圖用理智抹去過去、開創全新生活的努力，讓我再次想起康納頓(Paul Connerton)在「社會如何記憶」中進一步闡述的具身記憶(embodied memory)概念。康納頓指出，記憶最頑固的形式並非儲存在大腦裡的認知記憶，而是那些銘刻在身體動作、感官反應與日常習慣裡的肌肉記憶——它不需要主體刻意回想，只需要一個熟悉的氣味、聲音或空間，便會在瞬間被動觸發，繞過理智的攔截，直接在身體上爆發。
記憶與創傷的頑固性，在於它從不需要主體的理智允許。Pranoto 用理性決定了在異鄉落地生根、用語言建構了全新的家庭生活，但他的肉體卻在日常生活的裂隙中全然背叛了他的理智。
每當他騎摩托車載著六歲的兒子 Hartono 跨越日惹的 Lempuyangan 高架橋，聽見下方火車疾馳而過的轟鳴聲時，他的身體便會發生不可抑制的強烈顫抖；當路過 Tugu 火車站時，他會陷入長久的憂鬱。橋樑與鐵軌，這些台灣故土的創傷符號，在印尼的空間裡精準地復活，完成了對他肉身的跨國追獵。
而在中秋之夜，當他在緊鄰爪哇墓園的北院裡點燃枯葉與垃圾、試圖用熱帶的微風與跳動的火光去轉譯童年與家人賞月、為祖先焚燒紙錢的儀式時，記憶的頑固性迎來了最猛烈的爆發。他的臉部瞬間變得僵硬，在搖曳的火光與煙霧中，他失神地宣稱自己看見了早已逝去的父母正對著他微笑。那一刻，個體的生命展現了極致的悲劇性：
一個人可以用理智決定「我已經離開了台灣，我現在是一個印尼餐館的老闆」，但他的身體與感官卻會在特定的空間與時間節點上全然背叛他的理智。那座台灣的鐵路高架橋、那輪跨越國界的中秋滿月、那無法用印尼語精準翻譯的方言情感，都在提醒著他：文化與創傷從不是可以隨意丟棄的行李，而是早已融入骨血、與肉身同生共死的結構重負。
在邊界上凝視憂鬱
熱帶日惹的夜色已然深沉，焚燒的枯葉所產生的煙霧在鄉間墓園的邊界上緩緩散開，將帶有鹹蛋黃與蓮蓉的微甜、沙嗲的焦香，以及焚燒灰燼的乾澀無聲地揉合在了一起。在這個看似闔家團圓、平靜安詳的中秋夜裡的故事，並無法針對「身分認同」給出任何最完整的解答。
在人口跨境移動日趨頻繁的時代，「你是哪裡人」這個問題，在跨國企業的財報與個人自由移動的敘事中，似乎正變得愈來愈輕盈、愈來愈不重要。然而，對於那些真正將肉身拋入異鄉、站在兩個世界邊界上的邊緣主體而言，這個問題背後的歷史重力與存在代價，卻變得愈來愈無法迴避、愈來愈難以承受。文化理論家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曾指出，身分認同從來就不是一個固定的本質，而是永遠處於生成之中(identity as
production)，它是在歷史、文化與權力的交織之中，不斷被協商、被挑戰、被重新定位的過程。對於那些站在兩個世界邊界縫隙上的旅居者而言，這個「生成」的過程從不輕盈，而是需要用身體和記憶，每天重新面對與忍受的生理狀態。身分不是一個可以被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持續發生中的過程。
五篇「日惹隨筆」的原文網址
【日惹隨筆】Cindo,
Tiongkok, Tionghoa, Taiwan, Taiwanese—我是誰?
【日惹隨筆】文化挪用？台灣這個概念在印尼沒啥存在感，怎麼挪用？
【日惹隨筆】農曆新年的日惹唐人街(Ketandan)—歷史因素呈現淺薄的中華文化
【日惹隨筆】關於印尼台籍男子的短篇故事(第1集)—月餅(Kue
Bulan)
【日惹隨筆】關於印尼台籍男子的短篇故事(第２集)—月光下的思念Kerinduan
Dibawa (Di Bawa) Bulan Pu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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